為什么會到今天這樣一個地步?就像災難電影的必備要素一樣，人們期待有一位看穿迷霧的預言家，于是前兩天，2016年人大國發(fā)院那篇《特朗普當選，中國面臨巨大挑戰(zhàn)》成為了熱文。

然而，真正影響或預言國運變遷的聲音，早在此之前就已被遺忘在時光洪流中。

這是一組跨度三十年，由三位老男人記錄的信號與噪聲。

1988

這一年年底，中科院國情分析小組的1號國情報告《生存與發(fā)展》正式完成。自動化研究所博士生胡鞍鋼以學術素人的身份初次嶄露頭角，幸運的是，這份報告最終“上達天聽”——鄧公閱讀后，給予了肯定。胡鞍鋼本人從此也找到了學術方向——“做出真正意義上的決策知識的貢獻”。

五年后，胡鞍鋼迎來了另一個重要的學術節(jié)點，其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再次引發(fā)決策層關注。在報告中，他們提出了國家的四種能力，其中最首要的便是汲取財政的能力。這一論斷，正切中當時中央財政無米下鍋之痛，并為接下來的分稅制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參考。于是在那個“西方經濟學”正盛的時期，高層卻在隨后的改革中強化了國家主導作用。

這兩份早期學術成果，映射了胡鞍鋼一生的學術道路。這位“多次受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批示、多次應國家部委邀請參與國家長遠規(guī)劃制定和部門咨詢”，被媒體評價為“解讀中國政策走向標志”的清華教授，已經成為中國“新左派”學者中地位最尊崇者。

據(jù)《光明日報》對胡的采訪，“新左派”的含義是指“推崇中國模式、國家主義，反對庸俗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市場應受政府規(guī)范調節(jié)”。對此有著強烈共鳴的胡鞍鋼，自從憑借《國家能力報告》贏得關注后，便一直秉持以國家意志為導向的主流學術，并試圖尋找和證明中國模式比西方模式的優(yōu)勝之處。

胡鞍鋼

1996年，胡鞍鋼著述《政府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主導作用》，并開宗明義地指出，“盡管我們人均仍居世界后列，但按綜合國力合計我國仍是舉足輕重的大國”。這個思想貫徹了胡鞍鋼國力比較的始終，即只要一國的綜合國力強大，人均落后并不重要。同年，胡鞍鋼又寫下《分權是有底線的──前南斯拉夫分裂的教訓與啟示》，這也說明了胡力主提高中央財政汲取能力(國家能力)的原因。

1997年，胡鞍鋼著述《關于中美關系及其對策的若干建議》，其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實體和貿易大國。”其后，胡又寫下《中國如何追趕美國》等文章，明確了大國復興的目標就是超越美國。

2007年時，胡第一次升級了理論模型，認為“現(xiàn)有理論難以解釋中國奇跡”，不僅要“破除西方經濟學的教條主義”，還應該明確“中國之路”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但直到此時，胡鞍鋼還一直在以“援引、借用”等方式，表明對西方那一套的厭棄，反而是胡培養(yǎng)的下屬，現(xiàn)任清華國情研究院副院長的鄢一龍博士(院長是胡)，曾經在紀念領導《國家能力報告》出版20周年時，說過這樣一段直抒胸臆的話——

“往大了說，美國的國情咨文看起來很牛，其實不過是白宮周圍一個很小的圈子的產物，哪像我們的十二五規(guī)劃，要找全國各方面的人，各行業(yè)專家征詢意見。我們的政治基礎比他們更廣泛，水平比他們更高。美國人作為個體來說還是很聰明的，從整體來說，智慧在我們一邊。”

“中西方的硬實力對比已經有了根本性變化，下一個目標就該是重建我們中華文明的自信心。西方文明曾經相對其他文明算是‘異能之士’。現(xiàn)在我們也學會了‘異能’，回頭再看西方文明可以笑一聲‘技止此耳’。”

此后，胡鞍鋼也逐漸亮明了態(tài)度，他認為“既然中國能夠追趕美國，將來還會超過美國，就說明中國的制度優(yōu)于美國”，并接連產出了《從政治制度看中國為什么總會成功》、《千萬別等外國人總結中國模式創(chuàng)新》等文章或演講，更認為“美國已經進入衰落期，自身老化、僵化、退化”。

接下來便是眾人熟知的內容，2017年時，胡鞍鋼經過長期計算，得出了驚人結論——早在2010年時，中國的綜合國力就已經超過美國，達到了美國的1.04倍;到2020年時，中國的綜合國力相當于美國的1.75倍;到203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就相當于美國的兩倍。

胡鞍鋼演講現(xiàn)場

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以及胡本人的聲望積累，胡鞍鋼的聲音越來越多地進入了國際舞臺。

胡曾出版過圖書《2020中國：一個新型的超級大國》，這本書由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首發(fā)英文版。胡鞍鋼稱：“布魯金斯學會聯(lián)合主席、前高盛高管約翰•桑頓親自寫《序》推薦，并送給華盛頓關鍵機構和人員，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要求國務院相關人員要仔細研究。現(xiàn)在這本書被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當代中國主要研究機構作為重要參考書。我的一個學生告訴我，她所在的美國賓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要求所有學生都仔細研讀我的這本書，以了解中國未來是什么走向。”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成，為胡的這本著作寫了書評——“依我所見，中國大陸目前還沒有其他學者能像胡鞍鋼那樣在對中國上升為新興超級大國的預見上如此富有眼光……他在1991年時就準確預見了在21世紀頭10到20年間的某個時候, 中國將超越德國、英國和法國而成長為一個全球經濟巨人。他還應中國政府邀請參與起草國家的多個五年發(fā)展規(guī)劃……”

胡鞍鋼的海外影響力不止于此。

2018年3月，歐洲學者Paolo Urio出版書籍《中國重新奪回世界權力地位：結束美國統(tǒng)治》，這位學者在書中大量引用了胡鞍鋼的學術成果，最重要的便是胡此前發(fā)表的“綜合國力超越美國論”;

耶魯大學官網刊登的《中國特色的全球化》一文，也引用了胡鞍鋼“中國在經濟方面超過美國15%，科學技術超過美國31%，綜合國力超過美國36%”的結論;

在一篇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學士論文《中國夢是什么?》中，作者完全以胡鞍鋼的2020理論為剖析對象，并稱胡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學術思想家之一”。

在接受“人文清華”節(jié)目采訪時，胡鞍鋼曾透露“他們(西方人)為什么尊重我，是因為我不迷信他們。我敢說中國是新興超級大國，他們就尊重你。你說你是三孫子，他們會藐視你。因此我在美國，你看看他們學界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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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2011年，胡鞍鋼在美發(fā)表新書時，前總統(tǒng)特別助理、時任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招待了他。胡鞍鋼的夫人趙憶寧是一位記者，便借機對李侃如進行了采訪。采訪中，李侃如“一語驚天”地表達出中國學者很少聽到的聲音——“就中美雙方而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更大的贏家是中國，美國沒有像中國一樣抓住機會。”

趙憶寧后來寫到，“在華盛頓中國問題圈，李侃如顯然是少數(shù)派。我已經過多方驗證，李侃如的‘更大的贏家是中國’的評價不被美國主流認可。”

然而更顯然的是，趙女士搞錯了。

1998年，中國加入WTO的談判進入到了白熱化階段。該年初，中國代表團向世貿組織秘書處遞交了一份近6000個稅號的關稅減讓表，得到了主要成員的積極評價。此時距離中美達成一致，還有不到兩年的時間。

也是在這一年，前里根政府副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已經離開白宮13年了。這位在律所事業(yè)正旺的“鋼鐵老兵”，以一種“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態(tài)度，連續(xù)在《紐約時報》上發(fā)表評論文章，提醒美國政府關注對華貿易問題。(以下譯文均來自于杰，特此感謝)

羅伯特•萊特希澤

1998年7月1日，羅伯特•萊特希澤發(fā)表了文章《民主鴻溝》，文中稱——

“經濟增長與政治自由之間的關聯(lián)實際上在經驗上沒有什么支持，企業(yè)往往有強烈的動機反對政治變革。認為加強美、中之間貿易將解決兩國政治緊張關系的想法是愚蠢的，我們很難指望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去關注利潤，后者已經表明愿意遭受嚴厲的經濟制裁以維護自己的權力。這些問題必須由政治家而不是企業(yè)家來解決。”

1999年4月18日，羅伯特•萊特希澤發(fā)表了文章《我們終將后悔的一項交易》，文中稱——

“我們有理由預期，在美國未來利用‘國家安全例外條款’對中國實施此類制裁的申訴中，歐洲人、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可能會站在北京一邊。美國不能讓自己落入這樣的境地，如果中國必須被WTO所接納，該組織的所有相關協(xié)議都應加以修訂，明確規(guī)定任何出于國家安全原因而對從某國進口的產品采取的行動都不違反WTO的規(guī)定。如果克林頓政府不愿意承認這一事實，國會應該確保本屆白宮不會剝奪未來總統(tǒng)這樣做的權利。”

1999年12月3日，羅伯特•萊特希澤發(fā)表了文章《承認自由貿易的缺陷吧》，文中稱——

“大多數(shù)自由貿易的美國支持者在國際上接受了他們在國內永遠不會接受的東西。克林頓總統(tǒng)第一次呼吁對未能達到最低勞工和環(huán)境標準的國家實施貿易制裁，但只有通過談判達成的、可強制執(zhí)行的最低標準，才能在保護工人和環(huán)境等基礎領域解決問題。WTO遠遠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它實際上就沒有治理方面的規(guī)范。如果自由貿易要達到其預期目的，我們就必須確保它不會導致無底線的競爭。”

如果看完這三篇摘要，你還沒嗅出什么味道的話，可以順便補補我此前的文章——《中國為什么克美國》。

2010年時，羅伯特•萊特希澤對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證詞，這份證詞是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由于文章過長，就不轉述了，但在這份證詞中，羅伯特•萊特希澤強烈表達的一個觀點就是“當年支持美中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支持中國進入WTO的那些人，你們臉疼嗎?”

2008

又是十年過去，在金融海嘯席卷西方世界的時刻，中國的吸引力卻越來越大。商人、媒體巨頭和建筑師們蜂擁而至，美國巴德學院教授伊恩•布魯瑪在其《“中國模式”年》中寫到：“當美國經濟被進一步拖進房地產壞賬的泥潭時，中國將會繼續(xù)保持繁榮。由世界最著名的建筑師設計的令人振奮的新建筑將使北京和上海看上去就像二十一世紀現(xiàn)代化的模型。更多的中國人將會出現(xiàn)在每年一度的世界富豪榜中，而中國的藝術家會在國際藝術品拍賣會上叫出其他人只敢想象的價格。”

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模式”成為了顯學。一年后，中國最著名的小品演員趙本山會在春晚舞臺上，說出那句博得全場喝彩的臺詞：“美國人牛成啥樣了，不也上咱這兒借錢來了嗎?”

然而，有個別非主流學者卻在此時發(fā)表了“盛世危言”，其中一位就是胡鞍鋼的同事，清華歷史系教授秦暉。

2008年初，秦暉連續(xù)發(fā)表長文《“中國奇跡”的形成與未來》、《全球化中的“中國因素”與世界未來》。在文中，秦暉這樣寫到——

“十五年來，中國借助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轉軌國家疲于應付的各階層頻繁博弈的‘拖累’，實現(xiàn)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甚至于外國資本(為躲避他們的工會、福利制度等“民主社會主義”的壓力，或者為規(guī)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內逃”中國。由于中國因素的加入，這些年來世界主流的兩種主要規(guī)則，即自由市場制度與福利國家制度都面臨著空前的挑戰(zhàn)。”

“一種既缺少個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體制，在‘只做買賣不問其他’的條件下不僅仍然可以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現(xiàn)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優(yōu)勢’。這種體制下崛起的經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準，同時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個作用，就是把中國的國內矛盾稀釋到全世界，這里講的稀釋不是消解，因為實際上它并沒有消解，但是通過吸納全世界的資本、向全世界輸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們的就業(yè)率，的確有助于中國國內的穩(wěn)定。但是這種效應實際上是把一百多年以來其他國家形成的勞資關系格局、各個利益集團形成的均衡給打破了，因此他們的問題就多起來，而且左派、右派都沒有什么辦法。”

“30年來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就，謂之‘奇跡’并不過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陰影是不祥的。”

不同于擁有“對中國政治生態(tài)深刻洞察和敏銳直覺”的胡鞍鋼，秦暉自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就基本不再申請官方課題和項目，所有研究都以興趣為主，這樣就“不必看誰的臉色，更好地體現(xiàn)思想自由”。

“秦暉學術自述”截圖

而這樣做的另一面，就是會導致“人微言輕”。秦暉做了近二十年的資深教授，但一直處于教授中的第三等級，甚至很長時間里沒有資格帶博士。

也正因此，秦暉在2008年寫的這兩大長篇論述，幾乎沒在主流學界產生任何波瀾。

尾聲

到了2018年，秦暉早已經退休，而與他同齡的胡鞍鋼，卻在年初入選了清華首批18位“院士級”文科資深教授。

接下來，更令胡鞍鋼大放異彩的是，《紐約時報》連續(xù)在兩篇文章中直接引述胡鞍鋼的表達。在《中國崛起和“自由貿易”衰落之謎》一文中，紐時援引胡鞍鋼的表態(tài)“中國的崛起與一個世紀前的美國相似”，在文章末尾，紐時記者寫到“在說了一年的大話之后，特朗普才剛剛開始意識到，中國這個挑戰(zhàn)難以對付，而美國為了與這位最為堅決、最有手段的對手抗衡需要付出多么艱巨的努力。”

在另一篇文章《對抗還是妥協(xié)?》中，胡鞍鋼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經濟學家、政府顧問”的身份，接受了紐時采訪。他這樣說到——

“特朗普的決定可能會開始一個惡性循環(huán)，相比中國經濟，更會令美國的聲譽受到損害。我認為特朗普不夠專業(yè)，他不了解全球形勢。中國已在貿易、氣候和其他問題上舉起曾由特朗普的諸位前任所高舉的全球合作旗幟，中國有可能會取代美國。”

胡還稱，“中國向老師學習，做了40年的學生。現(xiàn)在輪到老師向學生學習了。”

少人關注的是，幾乎在整整一年前，即2017年初。特朗普提名了羅伯特•萊特希澤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緊接著，在2017年8月18日時，羅伯特•萊特希澤宣布對中國發(fā)起“301調查”。萊特希澤在貿易政策制定會議上表示，繼續(xù)耗下去美中貿易赤字將進一步擴大。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曾請求再給一次機會，再進行一輪談判，最終被否決。會議過后特朗普就宣布，由萊特希澤全權負責開啟301調查。

2018年3月，羅伯特.萊特希澤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有關中國的材料，并隨后表明“美國就不應該通過多次談判一次又一次地尋求同樣的承諾;除非中國進行實質性的結構改革，否則華盛頓還會訴諸于關稅”。

后來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了……“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

這是有關三個男人的故事，這不止是有關三個男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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