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 @時間新聞 報道，6月20日下午，甘肅慶陽市一女孩李某奕從當地一高層跳樓自殺，不幸身亡。

報道稱，李某奕曾手寫一份控訴書，稱2016年就讀慶陽市第六中學高三時，班主任吳某厚以探病為名對她“動手動腳”，包括“吻嘴巴、咬耳朵、想撕掉衣服”，父親帶她去醫(yī)院檢查后確診抑郁癥。

對此，西峰區(qū)公安分局曾因猥褻將吳某厚行政拘留10天，而對其“涉嫌強制猥褻罪”，西峰區(qū)檢察院經查認為情節(jié)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做出不起訴決定。

從目前公布的信息看，檢方之所以做出不起訴決定，是由于證實吳某厚的“強制猥褻”的證據不足。按照《刑法》規(guī)定，“強制猥褻”應是以暴力或者脅迫或其他手段實施。

而吳某厚雖然承認用嘴觸碰李某弈的頭部、嘴部等部位，但是辯稱是量體溫，這種說辭恐怕但凡有點基本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警方和檢方自然也不會買賬，均認定了其存在猥褻行為。

然而由于吳某厚不承認咬耳朵、撕衣服、摸后背等行為，而李某弈的說法顯然缺乏其他客觀證據(如目擊者、監(jiān)控錄像等)證實，實際上形成了雙方證據表達的“各執(zhí)一詞”。

北京時間“銳評”認為，從情理上說，即便李某弈沒有自殺，一般人也很難相信一個花季女生會故意夸大老師的猥褻行為，更何況如今李某弈自殺身亡，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會從情感上傾向于相信李某弈的說法。

但從法理上說，法律是調整社會行為的最后底線，刑法更是采用極端手段實施處罰的法律，因此必須遵循無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則。在沒有證據推翻吳某厚供述的基礎上，很難認定其采取了“暴力”或“脅迫”等行為，也就因此不能從只能根據規(guī)則上排除其無罪可能。

試想，如果檢方強行起訴，那么進入審判階段，根據疑罪從無原則，恐怕也難做出有罪判決。然而如今這個結果恐怕很多人都難以接受，一邊是花季少女喋血殞命，一邊是色狼教師治安拘留了事，如此結果公道何在?

對此事，北京時間“銳評”一方面期待司法機關進一步查清真相，尋找新的突破口和證據，以期是否可以重新厘定的此案的情節(jié)和性質;另一方面北京時間認為，目前對于教師等特殊職業(yè)群體的法律責任，有進一步加強的必要。

實際上，類似色狼教師侵犯未成年人的案件屢見不鮮。中小學教師由于職業(yè)原因，會暫時地獲得一定范圍內監(jiān)護未成年人的權利，然而一旦有教師隊伍中的敗類色膽包天，把臟手伸向未成年人，卻是按照一般的性侵案件處理。

從已經發(fā)生的案例看，這些教師敗類相較于一般性侵案實施者有用更多的便利，甚至可以更方便地規(guī)避法律，顯然在法定權利和法定義務乃至法定責任方面存在不對等性。

同時，從法理上看，教師敗類實施性侵行為，不但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同時也違背了自己的職業(yè)道德，破壞了教育機構的基本行為規(guī)則，也違背了國家在賦予其部分監(jiān)護權利時的初衷，其行為在社會危害性層面具有雙重性。

因此，北京時間“銳評”認為，應當對此類針對未成年人實施的侵害行為，在主體為教師、保姆等特殊職業(yè)群里時設立更為嚴厲的處罰，而不應將其等同于一般的性侵案件。

類似情況其實在刑法中早有先例，最為典型的就是國際機關工作人員涉及的犯罪，比“玩忽職守罪”為例，由于其主體的特殊性和行為危害的雙重性，造成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并不僅僅以賠償為追責手段，同時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那么比照此類罪名設置，對于獲得未成年人短暫監(jiān)護權利的特殊群體，也可以比照設置類似“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罪”或者在現有罪名中增加補充條款，將此類主體猥褻等達到一定惡劣程度的侵害行為認定為刑事犯罪，而無需顧及是否使用暴力或脅迫，以刑事手段進行處罰。那么類似李某奕遇到的這種情況，應當就可以少些爭議，或許也可以避免悲劇的發(fā)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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