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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騎手邵新銀在工作中發(fā)生交通事故受傷，兩年多時間里，他歷經(jīng)兩次勞動仲裁、3次訴訟，仍然未找到承擔法律責任的用人單位。法律援助律師發(fā)現(xiàn)，給邵新銀派單、投保、發(fā)工資、繳個稅的主體涉及多家公司。在層層轉包中，邵新銀陷入勞動關系難以認定的法律困境。

44歲的外賣騎手邵新銀受傷已兩年多，歷經(jīng)5次司法程序，仍然未找到承擔法律責任的用人單位。

北京、重慶兩地的律師在為邵新銀提供法律援助時，都明顯感到了案件的棘手：給邵新銀派單、投保、發(fā)工資、繳個稅的主體涉及至少5家公司。找不到用人單位，邵新銀陷入勞動關系難認定的法律困境。

騎手受傷后找不到單位擔責

2017年，邵新銀從河北來到北京做外賣騎手。2019年4月27日，他在工作途中發(fā)生交通事故受傷，被診斷為九級傷殘。

在北京致誠農(nóng)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的幫助下，邵新銀在北京提起勞動仲裁。2020年8月，仲裁確認他與站點所屬的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物流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就在邵新銀準備申請工傷認定時，他突然接到了被訴的消息：物流公司在其注冊地重慶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與邵新銀不存在勞動關系。

這讓邵新銀感到錯愕。他的法援律師在查看其手機APP時，則有了更為“驚人”的發(fā)現(xiàn)：邵新銀用的是某外賣平臺公司開發(fā)的專送騎手接派單APP，而其中薪資賬單顯示的往來單位是站點所屬的那家物流公司;在他的手機銀行APP中，實際打款人是一家經(jīng)營勞務派遣業(yè)務的“太某餐飲管理公司”(以下簡稱“太某公司”);他手機里的個人所得稅APP則顯示有多家繳稅主體，除了物流公司、太某公司，還有天津的一家建筑公司和上海某外包公司，而后兩家邵新銀從未聽說過。

關鍵證據(jù)的缺乏也讓律師感到了訴訟的難度。邵新銀是一名專送騎手，工作中用的是專送騎手專用APP，每天按照站點規(guī)定時間準時上下班，不得拒絕系統(tǒng)派單，高峰期和惡劣天氣必須在線，平時小休和請假須經(jīng)批準。但是，他拿不出一份勞動合同。他回憶，某天在站點的晨會上，大家站在路邊匆忙“簽了個東西”，簽完就被收走了。至于簽的是什么合同，跟誰簽的，他并不清楚。

物流公司在重慶提起訴訟后，提交了一份《勞務承包協(xié)議》作為“關鍵證據(jù)”，上面表明其已將外賣配送勞務服務轉包給了太某公司。加上邵新銀掌握的證據(jù)零散、其本人缺席訴訟等不利因素，他在2020年11月、2021年3月的一審和二審中均敗訴。

兩審之間，法援律師以物流公司投保的雇主責任險為突破口，又在北京起訴了某保險公司，以拿到相關證明材料。為找用人單位打了3次官司，邵新銀此前根本沒想到。

作為邵新銀在重慶的訴訟代理律師，四川偉旭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恩慧認為，物流公司的轉包是在將責任“甩鍋”給太某公司，“太某公司實際上根本沒對邵新銀進行過用工管理。況且，邵新銀在北京，在手機上接送單，太某公司是重慶的一家線下公司，怎么管?”

在王恩慧看來，物流公司作為外賣平臺的配送服務商，實際上已經(jīng)是后者轉包后的“二道販子”。問題在于，層層轉包之下，騎手的勞動用工主體變得難以確定。

“這不是一個點的問題，而是一個面的問題。”王恩慧直言，“單靠個案解決不了。”

“位于最下游的騎手根本沒有議價能力”

騎手的用工模式還在不斷演進。北京致誠農(nóng)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員徐淼告訴《工人日報》記者，個體工商戶模式是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演進的一種最新表現(xiàn)形式。

“一些站點會以發(fā)工資、少繳稅為由，要求騎手下載靈活用工平臺APP。”徐淼進一步解釋，“騎手一旦注冊APP就意味著與靈活用工平臺簽訂了承攬協(xié)議，同時授權靈活用工平臺將自己自動注冊成個體工商戶，使騎手脫離勞動法的保護，而騎手直到去法院打官司敗訴后才恍然大悟。”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上，記者以“個體工商戶”為關鍵詞，查詢到江蘇蘇州的一起外賣員確認勞動關系糾紛案。該案中專送騎手蒙景平和邵新銀有著類似經(jīng)歷：送餐途中發(fā)生交通事故受傷，在找用人單位確認勞動關系的過程中才發(fā)現(xiàn)遭遇外賣平臺、配送公司層層轉包，維權過程歷經(jīng)一裁二審。

不過，比邵新銀案更復雜的是，蒙景平案中的配送公司云霆公司又聯(lián)合某靈活用工平臺將其注冊為個體工商戶，讓確認勞動關系變得迷霧重重。

云霆公司提交的證據(jù)中涉及多份協(xié)議，包括云霆公司與某靈活用工平臺簽訂的服務協(xié)議、蒙景平與某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簽訂的《個人工作室注冊協(xié)議》、某靈活用工平臺與蒙景平簽訂的《項目轉包協(xié)議》、云霆公司與某網(wǎng)絡科技公司簽訂的《勞務外包合同》等。但是，《個人工作室注冊協(xié)議》和《項目轉包協(xié)議》中并無蒙景平的簽字。

2020年6月，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確認蒙景平與云霆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判決書中指出，“云霆公司系通過該勞務外包合同規(guī)避了用工風險”。

“這些‘被注冊’的外賣騎手沒有自主經(jīng)營，明顯不是獨立的市場主體，不符合個體工商戶的成立條件。上游外賣平臺和中游配送商向外剝離人力成本，將用工風險轉移到作為個體工商戶的專送騎手身上。”王恩慧說，“位于最下游的騎手根本沒有議價能力。”

平臺企業(yè)如何承擔責任須明確

“把外賣騎手注冊成個體工商戶，實際上是用工主體要達到‘去勞動關系化’的目的。它弱化了勞動者在勞動關系項下的人身從屬性，增加了認定勞動關系的難度。”首都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勞動經(jīng)濟學院教授范圍說。

日前人社部等8部門出臺的《關于維護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中提到，“平臺企業(yè)采用勞務派遣方式用工的，依法履行勞務派遣用工單位責任。對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勞動者權益受到損害的，平臺企業(yè)依法承擔相應責任”。

對此，范圍認為，這一條是對平臺采取外包形式來規(guī)避用工責任的一種限制。至于平臺企業(yè)的責任范圍、責任承擔形式是什么，范圍表示后續(xù)需要在司法實踐中予以明確。

目前，針對建筑施工領域層層轉包已有法律層面的規(guī)制，發(fā)包方的主體責任得以明確。范圍認為，在外賣平臺騎手勞動關系的認定上可以此為借鑒，參照勞動合同法第94條，“即使不構成勞動關系，但基于勞動關系項下部分權利或責任主體的擴張，仍要為勞動者提供相應保護，平臺要承擔連帶責任”。

2021年8月，邵新銀在北京提起第二次勞動仲裁，請求確認勞動關系，這次他告的是太某公司和外賣平臺。最終能否找到一家單位承擔用工責任，他還在等待。

關鍵詞： 外賣小哥 工傷索賠 平臺外包亂象 司法程序